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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三维之间的关系，时间三度之间的关系，与心灵活动这三个方向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同一种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义理结构。
其次，贝尔等人的批评告诉我们，对于仪式空间中象征意义的理解，行动者并非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实施积极的建构和阐释。因而，这种意义经验的获得，首先是从书写祝文开始的。
祭祀的基本对象，是传统意义上的鬼神，但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演变，鬼神是否真实存在，成为儒家存而不论的问题。在这里，朱熹强调的是祈祷对个体信仰者面对生命不同状态时的精神价值，延续宋儒悔过迁善的界定，祈祷成为生命转化的真实行动，与个体的切己情境密切关联。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7页。因而，选择以宗教学视角切入儒学研究，并非意味着要首先承认儒家是一种宗教，也不是要去证明儒家是否是宗教，而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中包含着与神圣相关联的向度，其独特性只有通过宗教学的特殊视角才能更好地揭示，并由此拓展和深化对儒家传统的整体性认知。因而，在朱熹那里，祝告仪式中的遭遇先圣，是一个精神反省和超越的真实过程，这个行为具有宗教性意涵，是因为先圣代表着儒家神圣价值的超越向度，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生存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
也正因如此，相比同时代其他儒者所写的类似文字，朱熹先圣祝文的最大特质，是充满着对自身生命状态和道德境况的剖析和告白，以及充满强烈负疚和焦虑意识的言辞【25】。写作祝文并非随意的事情，虽然这种应用文体在长久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和格式。本文继承相关前辈对中国哲学的解释，提出焦点-场域式解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说明关系具有富有活力的、内在的、构成性特质。
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通过机械的因果律，而是一种感应（inductance）方式。首先，对势的反思，为西方人提供了另一套可替代性的语汇，可用来思考连续性经验场域的动态机制，及其多样性的内容。事物以特定方式行事并非必然出于前在行为或其他事物的刺激，而是由于其在永恒运动的循环宇宙中所处位置，而此种位置让事物被赋予了令其行为不可避免的内在本性。文本记载了此种持续的共生协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要从这一看似选言式的联系模式中提炼出连贯性，我们或许可以从关系系统入手。人之经验与其生成所在的自然世界之间有着一种可觉察的连续性，比如在人为雕刻的岩画与石头自然的纹理之间，在人类思想变化的模式与天地运行的规律之间。
此种无从回避的转化进程需要一种生成性的、解释性的语言（比如说体与用），以便在世界变迁之中表述结构与表现（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的相互关系。基于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自然观，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中的因果理解成具体焦点及其无垠场域的背景或前景，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而所有事物又是任何事物的原因。生命场域并不只是作为万事万物的条件之一而无所不在，它也与李约瑟将此场域视为反应性神经媒介（a reactive neural medium）的描述相一致。这个并非被创造出来的宇宙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通过一种内在于其自身的、出自其本性的冲动，心甘情愿地在整体的循环往复中发挥自身功能。
因此，事物是与整个世界有机体（world-organism）有着存在依赖关系（existential dependence）的部分。这种因果论及其逻辑，与西方哲学的因果论和逻辑存在明显区别。我们内在于其中的世界所具有的此种共同创造关系，并不包含原初的逻格斯（logos）。《周易》在任何意义上都曾经是、并且依然是儒家的经典之首。
就因果来说，鉴于为焦点—场域式全息奠定基础的那种关系所具有的富有活力的、内在的、构成性的特质，关系并非指涉某种外在于、且时间上先于发生着的事物可被感知的组合结构的主体，而是指诸关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相互依赖的因果性。本文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势概念作为对物之逻辑及外在因果的审美化替代方案，并希望借助《易经》来开发一份宇宙论词汇表。
《易经》所描述的宇宙创造性是人与其周遭环境之间最为充分的勠力合作，它宣扬了一种足以转变有神论宗教性的威严，以表达白诗朗（John Berthrong）所说的神圣实在的世界依赖性特质的自然宇宙论【9】。道与万物并非指代全然不同的现实，而只是观察相同的永恒转化的现象世界以及我们寓于其中的连续经验的两种方式（aspectual）。
自然因果意味着，自己（自）在自然而然（self-so-ing）的进程中当然是独一无二地如其所是，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囊括了任何特定事物或事件的所有延伸关系，因为此关系总和共同作用，赋予那种令该事物持之以恒地如此的独特自然倾向（然）以生命。这些人所养成的独特性非但不排斥其诸多关系，而且正是这些关系成就了他们的特质。与此同时，情境的定义就在于被置于（situated），故而具有了一种形态学或者习惯化的面相，即伴随着其坚定的特殊性和连续且发展的构造而实现的一种本地化发生（taking place），即具象化的展现。这样做是为了对这一设定的他者世界去神秘化。《周易》是一部复合的文本，它包含带有占断的《易经》，以及由晚出的七篇解释性文辞构成的《易传》，认为可以用来梳理人类经验。当代学者郭沫若认为，易字当被释读为赐字的古体简写版，表达礼物、交易、交换之意。
换言之，始于经验的整体性，我们通过从一种和其他视角聚焦及有意义地明晰其视域，把对原本处于连续不断的涌流中的事件性事物作了分割、概念化和前景化，从而使其确定化。二者同时具备，我们才能就所经验者若何，给出一种充分的说明。
葛兰言诉诸此种方式（aspect）语言来表述这样一种方式，其中所谓的事物实际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诸关系的动态集合，这些关系构成了连续展开的事件： 中国人注意到面相（aspects）的交替，而不是现象顺序的相继。二、《周易》：一份宇宙论语汇 上文中我指出，我们的宇宙论通常是出自于我们对自己及自身生活方式的预设，从而向宇宙所做出的投射。
（《周易·系辞上》）正是大传中记录的，同时又为其所启发着的此种组织与礼仪化人之经验的渐进且延续的进程，将世间生活日新月异，并且持续生成其奥义与精神性：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语言及其意义与世界同时生成涌现，这一世界不断被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为语言动物者言说成存在，而一个重要的条件在于，这些先哲能够阅读自然世界，并且从以六线形符号构成的图像中辨识出一种共享的、发展演化着的宇宙语言。
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周易·系辞下》） 在他们致力于语境化的艺术（ars contextualis）的过程中，伏羲与神农力求有效地协调自然进程中的人之经验，从而最优化宇宙的诸种创造性可能。欧阳霄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爱尔兰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易传》是集成的，往往并不完整，而且肯定比经晚出，其中部分内容甚至迟至汉代早期。
当势这一术语及其具有可替代性的逻辑与因果被特别用来反思人类境况之时，它解释了独一无二的、潜在心胸宽广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生成涌现的个体性，这样的人处于其扩展的家庭社群的发展着的环境之中，处于其自然文化环境变化着的条件之中。（《周易·系辞下》） 作为受启发的生活意义上的人类精神性，缘起于对变化之机的洞见，并且致力于由此种洞见所促成的一种得体的行为品质。
在这样良好的开端之后，伏羲与神农之后的圣王——黄帝、尧、舜，继续发展人类技术，改进交通方式，创立社会制度与习俗，发明文字——这据说受到了个别卦象的启发，每一种卦象为对应的某种自然进程提供了其动态机制的图示。【4】 为了解释道，李约瑟说，这个普遍的非被创造的有机体往往被形容为万物之源，它并非是造物主，因为世界中无物是被造的，世界本身也并非是被创造的。
其中，《易传》提出一套语汇，讲述着关于事物在人类世界与其宇宙语境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的运行方式的复杂意象【6】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
《易传》是集成的，往往并不完整，而且肯定比经晚出，其中部分内容甚至迟至汉代早期。要更清晰地认识对变化观念的这一改良，我们需要首先认识到，把《周易》翻译成变化之书（Book of Changes）的传统译法是有歧义的，因为它似乎暗示这一早期过程宇宙论文本中包含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变化。《易经》所描述的宇宙创造性是人与其周遭环境之间最为充分的勠力合作，它宣扬了一种足以转变有神论宗教性的威严，以表达白诗朗（John Berthrong）所说的神圣实在的世界依赖性特质的自然宇宙论【9】。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此处我引用李约瑟的观点（他很大程度上借重葛兰言），为我们持续反思关联思维观念可能意味着什么提供了切入点： 一些现代的学人——比如说卫德明（H.Wilhelm），艾伯哈德·顾鹤（Eberhard），夏白龙（Joblonski），尤为重要的，葛兰言——将这种思维方式命名为协调思维或关联思维。在这种生命能量场域中，事物乃是时强时弱地持续着的场域焦点或扰动。
文本记载了此种持续的共生协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和《易传》中的许多段落一样，此处文本始于对自然过程的形式与功能的观察，然后予以规劝，指出与瞬息万变的世界进行有效合作如何能够启发人之体验：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其中被称为大传的《系辞》或许是思考中国早期宇宙论预设现存最为重要的资源。本文继承相关前辈对中国哲学的解释，提出焦点-场域式解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说明关系具有富有活力的、内在的、构成性特质。